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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也有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专业支撑度不足的，比如说行政程序立法的搁浅，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行政程序法相关研究未能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七章自动化行政包括适用情形、自动化决策的基本要求、公开与算法相关的信息、设置电子化设备的基本要求、告知义务、听取陈述与申辩、自动决定与作出决定的转化、申诉。相比于行政法总则和行政程序法典，行政基本法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不同行政领域的特殊性。

再次，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第四章机关运行的保障包括基本原则、职责分工、部门间协同、属地配合职责、保障机制、监督与责任等。部门行政法还需要行政基本法典为之建立相应的冲突适用规则和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适用上的恣意和冲突。第五编为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实践中，对于同一部行政法律，两种载入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单独运用，也可能合并运用。

虽然统摄一般行政法的主要内容，但却不规定部门行政法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此种选择，也就决定了法典的内容和框架体例。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上根据中国特点所做的小法典的创新，也给我们积累了行政法典化的经验。

公务员法混合了其他部门法规范，需要通过拆分的方式将行政法规范拆分出来载入法典。行政法与宪法作为公法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其功能均在于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控制，实现保护公民权益、增进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如果以行政行为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核心概念，行政基本法典的体例框架大致可以分为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行政行为的主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监督救济。另一方面，行政基本法典的内容应当在详密程度上具有抽象性和简约性，不应太过具体琐碎。

如主张程序主义进路者认为，统一的行政法典更接近法律汇编，制典意义被削弱。第一章一般规定包括一般原则、回避、期间、公示与送达共四节。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行政法总则不能直接减少重复立法、避免法律冲突，还需要通过对其他单行法的立改废才能实现，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难以直接实现法典化的目的。本编包括一般规定、申请的提出与处理、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行政程序、证据、简易程序、行政裁量基准、自动化行政共七章。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行政法权利，行政基本法典应细化《宪法》第二章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不仅要明确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还应当明确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生态环境权、获知信息权、劳动权、生活保障权、危难救助权、受教育权、文化发展权等社会福利权，以及平等公正公开权，程序保障权，批评、建议和举报权，投诉、控告权，申请行政裁决权，拒绝权，申请复核、复议、诉讼权等行政救济权，为公民行使行政法权利提供完整全面的法律保护。所谓编入，是指对于既有行政法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微调、修订、升级等方式将其载入行政基本法典。

因此，法典化的模式根本上是由法典化的目的及法典化的基础条件所决定的，行政法法典化也不外乎此。所谓统一的行政法典，也称行政法律全集或行政法总法典+分法典，是指包含所有现行有效的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法典。在适用范围上，类似于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行政基本法典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通用性，适用于行政法的全部领域，包括所有部门行政法。而统一行政法典和行政基本法典的区别在于，是否要将部门行政法典纳入法典。

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即使是主张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行政程序法典出台后还必然要制定新法以弥补立法漏洞。

在内容上，统一行政法典包罗万象，既包含一般行政法也包含部门行政法，既包含实体法也包含程序法。其次，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另一种理解的行政法总则，是将一般行政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的统一规定。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 行政法法典化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模式选择问题，即编纂一部什么意义上的行政法法典，或者说选择哪种模式的行政法法典。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行政基本法典当然包括行政程序法内容。部门行政法仅仅适用于特定的行政管理领域，适用范围有限。内容主要包括一般规定。

首先，就行政法的内容和规律而言，行政组织法是行政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且服从于行政法一般原则，是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救济法的基础，决定了行政行为的概念和范围、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等。因此，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必须处理好行政基本法典与既有行政法律规范的关系，既要考虑现有行政立法也要考虑未来发展，既要照顾既有规定也要考虑法典的布局和安排。

此外，行政程序法典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逻辑悖论：由于包含一定的实体法，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名不副实。实践证明，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不必照搬照抄域外立法例，而应当立足于我国既有行政法律规范，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创新。

这里的一切机关一切行为便包括了全部行政活动。虽然有学者指出，就内容而言，该工作计划中的行政基本法典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的行政程序法为同一部法律。

如果以行政活动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核心概念，行政基本法典的体例框架大致为行政活动的一般规定、行政活动的主体、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监督救济。本编包括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两章。建设法治国家，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二）行政法法典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之所以存在不同模式之争，考量因素有两个：一是技术考量。

如前所述，行政基本法典调整全部行政活动，可以借鉴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基础和抽象化用语，对既有法律规范进行整合，对部分难以归入行政行为的其他行政活动进行适当的规范创制。相比而言，虽然行政基本法典有立法难度，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行政基本法典是一般行政法法典化的产物，是对行政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主要制度的总体规定，发挥着统领作用。同时也能够增强法典的稳定性，避免反复修改。

本编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分编。一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是一般与个别、总论与分论的关系，二者均属于行政法。

第二章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权利保障、比例原则、正当程序、高效便民、诚信原则等。行政基本法典作为一般行政法的法典，是行政法的集大成者，对于贯彻实施宪法、实现宪法目标具有以下四方面重要功能。在行政监督救济方面，行政基本法典应当将《宪法》第三章第八节有关人民法院公开审判、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等的规定予以具体化，完善行政诉讼程序。事实上，这一观点混淆了法典与法律的关系。

采取该模式的主要理由在于，一般行政法应是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有机结合体，而行政基本法典契合这一规律。最后，行政基本法典模式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所提出的编纂行政基本法典的基本思路。

第一分编行政复议包括一般规定、复议范围、申请、受理、决定、法律责任共六章。科学合理的体例框架既能够使行政基本法典各部分内容各得其所，又能够反映出法典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能够增强法典的体系性，便于法典编纂和理解适用。

相对于实体法，程序法被赋予了辅助功能，更准确地说是补充功能。行政诉讼法在短短四十年内经过了萌芽、建立、完善及更新四个阶段，比较成熟完善，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修订和升级，只需要通过微调的方式编入法典。